与政府收入、企业收入结合起来看“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十七大报告谈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时明确提出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居民收入比重降低已是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因素。我们经常讲经济要靠“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拉动。起草十七大报告的有关专家在解读中提供了这么一组数字：从近几年实际情况看，据有关方面测算，从2002年到2006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趋势，2002年为62.1%，2006年为57.1%，下降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收入比重从20%上升为21.5%，上升1.5个百分点，政府收入比重从17.9%上升到21.4%，上升3.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必然会使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相应发生较大变化。在同期三大需求对国民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中，消费的贡献率从43.6%下降到38.9%。这种变化趋势影响了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的合理结构以及内需与外需的合理结构。

　　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要实现这个转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根本举措之一。要落实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一要控制投资过快增长；二要调整鼓励出口的政策，控制净出口的规模；三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最低工资制度，逐步提高标准；四要加强支农惠农政策，多渠道扩大农村居民转移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五要鼓励依法创业和投资，保护各类合法收入；六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些调整，事关亿万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经济发展大局，广大干部群众都会十分关注，我们着眼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具体措施，在报道中予以足够的重视。

　　在报道中，要通过学习中央政策，对一些习以为常的提法和做法全面审视。

　　一、注意以现代理念观察政府收入问题，牢牢树立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的平衡点。

　　我们曾经长期以来习惯于一味赞美税收的大幅增长，特别是近些年来税收增长速度过快，已引起社会关注。当然，政府按法律通过税收形式收取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政府承担的公共事业，无可厚非。当前报道中应注意这么几点：

　　1.税收的增长并非完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抽取过高的税收，必然会使投资和生产积极性降低，因此，税收增长不应无止境。在看到一些地方税收超常增长的事实时，必须思考其背后的原因，不宜一味唱赞歌。

　　2.税收是预算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应按支出需要、有度征收，像我国2007年这样大幅度超收税款的情况，并非一个好现象，也有悖公共财政预算理念。对超收现象不宜过多赞美，而应深入分析其原因，提出警示。

　　3.政府使用税款收入时是履行社会公共管理，把人民群众交由政府代管的财富用于人民群众的公共事业，并非政府把自己的钱送给百姓，政府本身一无所有，所掌握的财富无不来自所服务的人民。这个关系不能颠倒，因此，前一时期在介绍政府支出项目时经常出现的“政府给百姓送上大礼包”的提法，是个无视民本的误解，不宜使用。

　　二、要从劳动者收入的普遍性、广泛性、多样性上，注意维护劳动者权益。

　　我国2007年底调整了休假制度，其中提出“带薪休假”制度。如果把“带薪休假”这一改革放在分配制度改革背景下来看待，其意义相当深远。带薪休假制度的建立其实也是体现十七大报告关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要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从这一角度深入理解，可以把这一改革的意义看得更广、更清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世界工人运动的著述时不难看到，争取休息权一直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发展到今天，休息权还应包括在休息期中获得劳动薪酬的权利。此外，劳动者还具有多种权利，如接受培训的权利、使用工龄获得退休保障的权利等等。这些“类薪酬”权利，由于当前处在就业难度越来越大的高度竞争时期，劳动者很容易忽视。例如，去年发生的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要求5100名员工辞职再竞岗的事件，就突出反映了这一问题。这一事件发生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夕，引发关于企业建立健全员工保障机制，完善员工权益保障、医疗保障、人身保障的思考。工会系统与华为公司商谈的协议中，提出企业要与工会开展平等协商，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订立集体合同，共同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这是华为员工从这一事件取得的收获。在报道中则要注意通过“华为事件”的案例，充分关注各地类似现象，注意从维护劳动者多种权益角度把握相关报道。

　　三、要注意提高工资性收入的工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持续性。

　　人们都乐观地注意到2007年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关于提高工资的决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宣布采取五大举措提高企业职工工资，同时，力争5年内在所有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上海发布文件，要求全市企业将一线职工提高工资作为“硬任务”，确保一线职工工资随企业发展一同水涨船高。这其实只是初始信号。我国一个时期以来普遍存在工资分配矛盾，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工资调整也事关经济结构调整。长期以来，我们津津乐道于“劳动力成本低”，作为吸引外资的“优势”。在一个时期内，这一优势帮助我们获得了经济增长成绩，但是，这一模式不可长期持续，近年来东部地区陆续出现“民工荒”，主要原因就是工资过低。没有足够水平的工资体系支撑，劳动者队伍必然不可能实现素质上的良性循环。现在，中央重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尤其是一线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问题，一方面可以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有利于解决民生矛盾，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从而为社会和谐奠定基础。这对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于社会稳定和谐，都大有裨益。可以想见，随着这一经济政策的落实和发展，下一步必将逐步建立农民工工资、农民收入的正常增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