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八个中国记者节。在所有介绍记者节起源和沿革的文字中，几乎都不忘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和护士节、教师节一样，记者节是我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节日之一。

　　与护士、教师并列享有自己的专门节日，无疑证明记者是———至少曾经是———与护士、教师一样具有奉献精神和公益属性的职业。回顾中外新闻传媒发展的历史，那些在这部辉煌的历史中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优秀记者，也确实当得起这份殊荣。

　　可是，在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广义的信息传播与狭义的新闻媒体都获得空前发展的今天，记者这个称号和这个称号背后聚集的人群，却面临着空前未有的争议和分化。一方面，记者这个群体中的优秀分子，依然享有群众赋予的崇高地位和敬意，而我们也遗憾地看到，部分记者也因其不良的作为而在社会舆论中获得相当负面的评价，以至于连“记者”这个概念，都被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垢。

　　社会生活的日益多元和丰富，使舆论监督的需求空前强烈，也使舆论监督的空间日益扩大。在代表公众行使舆论监督职责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优秀记者、优秀媒体，往往可能因其对本职工作的尽责，而被群众视为舆论英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进程中，媒体、记者对社会进步曾经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资讯传播手段的飞速发展，媒体也面临着空前的竞争压力，由生存压力而不得不追求的发行数、收视率数据，往往成为媒体和记者头上的“大山”，而那些惊艳、耸动的低俗新闻，往往就在竞争的名义下，获得生存的空间和依据。

　　就一种丰富多元的媒体生态而言，这种崇高与低俗并存的局面并不令人意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其必然的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整体的媒体生态不能具备一定的自我净化功能，不能自发地抑制低俗、倡导崇高，则媒体这柄“双刃剑”的低俗一“刃”，就可能对社会的文化和舆论生态带来伤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将我们所置身的时代称为信息时代，并不仅指传统公共媒体，如报纸、电视、广播的空前发达，基于网络传播等新技术而兴起的“新媒体”，给信息传播带来全新的渠道和格局，才是构成信息时代的核心要素。令全世界传播业者和理论研究者都不得不关注的是，随着博客、播客技术的成熟，所谓“个人媒体”或“私媒体”的概念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现实，以至于不但有许多人开始透过博客、播客发布“新闻”，甚至公共媒体有时也要跟在这些网上私人发布的后边获得新闻。

　　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中国记者网统计，截至2005年，我国拥有各类报纸2300多份，供职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公共媒体的各类记者总计约17.3万人。这两个看似庞大的数字，放到信息充分自由传播的背景下，对比于总数已破千万的博客、播客数量，却骤然变得“区区”起来。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往独自且相对单纯地肩负信息发现、传播功能的记者，被必然地赋予了新的功能和职责，那就是在多样纷繁且爆炸般增长的信息海洋中，起到传播权威信息、宣扬主流价值、稳定社会秩序的主导作用。这样的职责定位，并非对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自由传播的否定，更不是对记者群体自主劳动的限制甚至剥夺，而是信息时代记者群体应该自觉扮演的社会角色和自觉承担的社会责任。

　　据世界报业协会统计，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以其1400万份的日发行量，稳居世界各大报纸之首。而在全国人口1.3亿左右的日本，这份报纸几乎实现了“全覆盖”，进而与其他公共媒体一起，成为日本公众最主要而权威的信息来源。而在美国，以《纽约时报》等权威报纸和“三大广播网”构成的公共媒体，也是公众获知权威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与这些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在报纸、电视等公共媒体并未建立起足够的传播强势及以此为基础的公信和权威的情况下，而骤然面对网络信息传播的挑战的。因此，如何在公共媒体领域建立一种开放、多元、健康、权威的媒体生态，同时以其主流、权威的身份，与网络传播共同构成更广泛而健康的信息生态，是中国公共媒体面临的迫切任务，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服务于公共媒体的中国记者群体，负有无可推脱也无可替代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