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业界的行动

　　《Wichita Eagle》：公共新闻的最早实践者是美国堪萨斯州中部的报社《Wichita Eagle》。1990年，在报道竞选活动时，在编辑Davis Merritt领导下，该报与当地一家电视台联合进行民意调查，筛选出选民最关心的议题，以此展开报道。报社还向选民们发放了简明易懂的选举指南，并为文盲开办学习班，鼓励人们去投票。通过它们的努力，更多人参与到选举活动中。Davis Merritt本人还于1995年出版了《公共新闻与公共生活》一书。

　　《Charlotte Observer》：1993年，北卡罗莱纳州报社《Charlotte Observer》在报道当地居民与种族分裂势力的冲突时，没有像往常那样聚焦那些刺激性的冲突场面和故事，而是对当地居民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包括对冲突双方当事人、目击者、白人家庭、少数民族居民以及邻近居民们进行了采访。报社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专题报道，所有人的观点都在报纸上得到了反映。在报社的努力下，居民们选派代表专门讨论解决对策，并拿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最终使这场冲突没有进一步激化。

　　《Wisconsin State Journal》：1994年，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Wisconsin State Journal》、威斯康星公共电视台、威斯康星公共广播台、WISC电视台(隶属CBS)以及Wood传播集团，就州长选举共同发起了媒体活动“我们人民/威斯康星州”(We the People/Wisconsin)。它力图达成两个目标：一是发起关于公共问题的讨论，即组织市民参加市政会议，追踪公民讨论公共健康、财政赤字等问题，开设专栏、专题节目；二是进行公民教育，即揭露政客们在竞选中一贯的伎俩，让公民了解自己的权利、把握竞选中真正值得关注的议题。“我们人民/威斯康星州”将给市民的忠告刊登在报纸社论上，并在电台、电视台中播出，甚至还编印了一本小册子——《选民自卫手册》，向公众散发。

　　《Wisconsin》编辑Frank Denton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助理Esther Thorson在活动前后对选民进行了电话抽样调查，公布了7点发现：公共意识提高了；所有参与活动的媒体都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公民对公共事件的兴趣增强了；人们感觉到自己更有见识；公众获得了更多的知识；人们感受到受鼓励去行使投票权；媒体也同时获利。他们认为，“这次调查结果是对‘公共新闻’社会效果的第一次真实检测，它证实，经过精心设计的、多方协调的、多种媒体合作的‘公共新闻’的努力，能够唤起公民对公共问题的兴趣，并将他们拉进公共领域中来。”

　　《Virginian-Pilot》：该报编辑对如何改变编辑部文化来创造公共新闻做了经验总结：报道必须揭示出公众对于新闻事件的价值，而不仅仅描述冲突；普通市民对事件的看法与专家们的意见应同等对待；在报道5W要素时，要力图向公众阐释为何这一事件值得关注；记者应着力挖掘人们如何解决问题的相关事实，并尽可能提供建议，这样媒体才有可能帮助公众参与公共生活。

　　但是，作为新闻和社区的参与者而非冷静的旁观者，记者从“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这种新现象遭到了传统新闻理论拥护者的激烈反对。反对者们认为：公共新闻是媒体的不良趋势，“记者应该报道游行，而不应该参与游行”。《华盛顿邮报》主编Leonard Downie认为，这种跟读者、观众套近乎的事就不该干。“这个被称作‘公共新闻’的东西，更多的像是我们报社推广部门要做的事。”“记者唯一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多地为人们提供与他们生活相关的信息。”

　　对公共新闻的指责，首先集中在新闻客观性上。1995年，Philip Meyer特地前往克利夫兰举办的IRE大会上(无线电工程师学会会议)极力为公共新闻进行辩护，认为它反而引发了对彻底、可靠的调研工作的需求。他还提出，对新闻客观性的理解需要更新，传统的新闻报道一般是强调结果的客观，而公共新闻则更加重视方法的客观，因为“方法的客观能够带来更好的结果的客观……”“科学的方法能够保护调查者不受自以为是的潜在意念的干扰……”

　　对公共新闻的怀疑，也落在公共新闻的动机上——它是媒体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为创造经济收益而实施的一个诡计。Philip Meyer对此反驳道：“公共新闻背后的理论包含了两个相互联结的目标——保持媒体利益、保持公众联系。……当然，一个自欺欺人的说法是能够保持两方面完全协调——服务社会并能赚钱。假使媒体能迅速改变读者群来获取利润，这是没有多少挑战性的。真正困难的是，赚钱并真正服务于社会。”

　　四、经验的总结

　　公共新闻运动已历经十年之久，但至今仍未形成清晰的概念定论，但已经取得一些共识。

　　在公共新闻的核心理念方面，需要改变职业记者的工作方式，实现“为人民”(for the people)的理想。Arthur Charity认为，“公共新闻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它对‘人’——报纸的读者或电波媒体的受众——的关注，将他们作为报道什么、如何报道的决定性来源。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公共领域应建立在公民自己达成协议的基础之上，所以公共新闻记者已探索出让美国人自己塑造‘人民论坛’(National Debate)之道。”

　　在公共新闻的核心元素方面，Philip Meyer总结了以下6点：1.重建社区对自身的认识。正如John Gardner在1989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对Knight-Ridder的编辑作家们说道：“在社区对自己的认识不断下降的时候，报纸读者数不见得会上升……它们的命运是紧密相联的。”2.对事件进行长期的追踪。新闻媒体不应该从一个事件迅速跳到另一个事件，而应该全程追踪某一问题或事件，即使招致过度报道的风险，也要努力将社区的注意力集中到问题的方方面面，努力让市民理性地进行探讨。3.积极地深入阐释规律性。就事论事的报道，不仅仅在时间跨度上是有限的，在深度上也是肤浅的。它并不能帮助读者超越表象看待社区问题，进而探究问题的根源。报道必须要找出指引我们生活的规律性。4.关注理性的中间立场，远离偏激。记者们往往喜欢以怪异而偏激的角度来理解新闻，但在民主决策的实施过程中，多数人及其行动处在中间立场。5.多多在乎问题实质，不要被战术而迷惑。1960年成功竞选总统的Theodore White，正是他引发了将选举视作体育赛事的政治写作流派，每一个细小的排名变动都受到报社重视。但这些其实与社区的切身利益无关。6.培养理解与商讨的氛围。表达你的观点是件好事，试着去理解他人的观点也同样重要。帮助并鼓励社区的成员去做这种推心置腹的理解，是公共新闻的关键方面。上述6点，均与记者作为自由社会的守门人的传统观点保持一致，是“要让这些守门人在信息过载时代聚集起他们的力量”。

　　四、公共新闻的反思

　　据统计，1994-2001年，美国有超过两成的报社执行了某种形式的公共新闻；各种形式的做法累计达800多件；近四成的报道获得了读者正面回应；近四成的报道对公共政策发挥了直接影响力。“公共新闻运动”已被誉为“美国新闻史上最有组织的内部社会运动”。

　　尽管如此，Pew中心的Leonard Witt认为，公共新闻上的早期尝试“往往是某些‘特别项目’的一部分”，开支巨大，耗费时日，而且还是片断式的。“并非所有记者与编辑参与了公共新闻，某些人甚至还直捷了当地表示反对，所以向编辑部里的人伸出橄榄枝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2003年春，这一运动实际上逐渐销声匿迹，专事公民新闻研究的Pew中心也早于2002年安静地关上了大门。究其原因，传统新闻媒体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是此次运动所无法改造的。“为人民”并不意味着“公民能够近用媒体而成为新闻生产过程的一环”。

　　第一，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决定了它对话语权的垄断。

　　传统新闻媒体是一个具有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的职业意识形态(Occupational Ideology)，也是实行分工合作的庞大企业组织。这决定了这些公众、社团还得通过“过滤”程序，通过电视、广播的主持人、报纸的版面编辑这些中介(mediate)，发表经过“筛选”的言论。而这些“演说者”，也往往是经过“筛选”的、具有代表性与专业性的少数人，这与媒体及其中介的专业地位相称。普通公民依旧不能担当记者、编辑的角色，不可能任意发表自创的新闻或自我的观点。

　　第二，传统媒体有限的时空，决定了它对议程设置的垄断。

　　报纸的版面、电台的时段，是媒体最宝贵的、最有限的资源。因此，媒体必须对议题进行筛选，强调某些媒体自身认为重要而且数量有限的事件，并努力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与此；同时，它还不得不忽略其他事件。时空资源的希缺性也注定议程必须经过排序，以此集中公众有限的注意力。结果，某些议题被广泛讨论，而其他的则被忽略。因此，能够定义问题的传统媒体就具备了意识形态的权力。这些媒体本质因素是体系内部的运动所无法打破的。，新闻传播依旧受到以媒体为主导的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的框架所约束。

　　第三，传统媒体的传播环境，决定了它对意涵解读的垄断。

　　公众的意见进入传统媒体之后，不再以独立的形态存在，往往成为引用和佐证，变成新闻叙事论述中的一部分，原本意涵的解读难免受叙事整体的影响。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指导着它要求守门人追求正确性(actuality)，进而造成意识形态的封闭性(closure)，接着将受众锁定(anchor)在从优解读(preferred reading)的方向上来看待新闻报道这个“剧本”。于是乎，公众与有识之士奋力抗争取得了传统媒体的近用权，却反倒他们自己扮演了传统媒体编撰的剧本中的一个角色；而这种参与，更使编撰的剧本具有真实性和可行性，更使其合法化、合理化。

　　第四，公众中的不同团体共同争夺希缺的时空资源，造成边缘团体的再度边缘化。

　　依据媒体再现理论(Representation theory)，个人和团体向传统媒体抗议自己没有近用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以至于不能在公众的心目中推展自己的观点；媒体的有识之士也希望真实地再现社会的“真实性”。可是依据再现理论推出的“不偏倚”(impartiality)原则，即在任何话题上各种声音都有近用权，看似迎合了近用权的需求，但诸如环保、女权等边缘团体原本以为可以借此结束自身在大众传媒上边缘化的现状，却“自然而然”地被再度边缘化，而主流声音变得更为主流。

　　所以，受到传统媒体自身局限性的影响，传统媒体向公民下放部分近用权、公民与社团向传统媒体索要近用权，这些努力终究会会落入不尴不尬的境地。幸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凭借无处不在的互联网、便捷灵活的移动技术以及博客(weblog)、聊天室、留言板、维基(wiki)的出现，以改造传统媒体为主旨的公共新闻运动，已经于2004年向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市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或参与性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发起人已经放弃了“为人民的新闻”，转而求助于“人民的新闻”，也就是新出现的、尚未定型的“我们媒体”(We Media)的概念。

　　无论如何，公共新闻运动是美国新闻史上辉煌的一笔。“美国新闻界对‘公共新闻’的实践探索和学术争议，是美国社会发展和大众传媒发展的结果，它表现了美国新闻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媒体社会责任的新的思考和努力。”“在对美国内部事务的报道中，在沟通社会信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美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方面，美国新闻界的公共新闻理论及其实践的确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

　　尽管，这不是一场彻底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