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最后10年，美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公共新闻”运动。尽管它至今没有形成确定的概念与清晰的理论框架，但围绕“为人民”这一理念，力图挽救日益堕落的公共生活以及媒体与公众之间的联系，从各个方面做出了努力和尝试，学术界和实业界共同推动了“美国新闻史上最有组织的内部社会运动”。但这一运动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无法摆脱媒体专业主义、企业形态、合作分工的影响，无法真正实现公众为表达自己的声音而要求的近用权，势必被更为民主的“市民新闻”所替代。
【关键词】公共新闻，公民新闻，市民新闻，近用权
Studies on American ‘Public Journalism Movement’
Shao Peiren Li Yifeng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Abstract] In the last decades of 20th century, the Public Journalism movement is roaring across the US. Although the movement hasn’t form its definite concept and clear theory structure, it had developed into ‘the most systematical movement inside society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 through insisting the ideal “for the people” and endeavoring saving decaying public life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media and citizens with all the ways and efforts both from academics and practisers. However, this movement has its inevitable weaknesses for not being able to avoid influences from media professionalism, enterprise pattern and cooperation working and to realize accessing right which citizens ask for their own voices, and it will be replaced with Citizen Journalism which is a much more democratic pattern.[Keywords]Public Journalism, Civic Journalism, Citizen Journalism, Accessing Right
20世纪最后10年，美国新闻研究者眼中最热门的一个术语，就是“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声势浩大的公共新闻运动，从1988年起步，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虽历经波折，但仍在演进、推广之中，并且日益深入民心。
公共新闻也称作“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共产主义新闻”(Communitarian Journalism)、“参与性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社区新闻”(Community Journalism)等等。诸多让人眼花缭乱的版本从何而来？
追根溯源，这一运动的早期发起人断然拒绝对它下一个定义，甚至不做一个模糊的理论构架。因为他们认为，正因为它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某一个定义会毫无必要地约束它的发展。与此同时，某些版本的拥护者想以此与另一些“可疑”版本的忠实者划清界线，因而创造出了更多的新标签。它也被贴上了或大或小的各种标签。而且探讨这一概念就像“罗夏测试”(Rorschach Test)那样让人争执不休——每个人都会从他最美好的期望或最恐惧的担忧出发来提出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哪种版本，都反映出人们对传统媒体运作方式、生存状态及其对民主、近用权影响的反思和呼声。正如Michael Hoyt在探讨《Wichita Eagle》报社这一北美地区公共新闻运动经典案例时写道：“如果报纸不去学习如何倾听读者的心声、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报纸必死无疑；如果报纸将内容单纯地视为一种商品，这些报纸必将失去灵魂、毁坏民主，也是必死无疑。”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名誉教授John C. Merrill认为，“任何使我们的新闻业更负责、更民主、更以民为本、更关心公众利益的东西都是应该受到欢迎。公共新闻提供了这样的希望。”
一、公共生活的堕落
美国新闻媒体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不仅能让总统下台，也能让候选人上台，甚至还能终结一场战争。近年来，社会风气不断恶化、民众道德水平不断下降，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那些打着职业准则(所谓的‘公正’、‘客观’等等)的旗号所进行的缺乏公众责任感的行为，已经使他们成了社会黑暗面的喝彩者，从而促使了公共氛围的恶化。”从一个侧面就可想象美国媒体与健康的公共生活的脱节程度：CBS的王牌电视节目《六十分钟》，在1990-1994年期间讲述的500个故事中，有三分之一是明星生活、娱乐绯闻。高档名牌栏目都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新闻媒体的政治角色，应是促进民主审议，即引导公民针对公共议题进行自由、理性、平等地对话，寻求多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然后根据共识行事。然而，现今的新闻媒体却将自身简单地视为新闻商品的生产者，因而为了追逐“卖点”而偏爱炒作“八卦”话题，即使报道政治议题也是党同伐异、非白即黑，忽视理性的政策讨论，因而背弃了原本承担的社会责任。受媒体挑动，公民们相互敌视，难以自由、理性、平等地沟通。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感逐渐销蚀，甚至有近四成美国民众认为新闻有害民主。积极主动的受众群体在逐渐分化和缩小，对公共生活所持的犬儒主义和玩世不恭态度者大幅度上升，媒体渐渐丧失了使命感，各种媒体上充斥着暴力、色情和低级无聊的垃圾。
媒体将这种现象归咎于政治现状，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只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已。然而，值得质疑的事，这种反映是否全面体现了社会生活中各个族群和社区的意见？这种反映是否促使公民们理性、自由而平等地探讨公共议题？媒体是否失去了当初领导民主革命时的那份使命感与主动性？
因揭露“水门案”而成名的《华盛顿邮报》记者David S. Broder发现，记者们已不仅仅是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而且主要是在为这个体系——政客、顾问、职业党棍、分析师和记者自身，除了选民以外的所有人——而写作。张锦华曾对台湾出现的类似现象深刻批驳道：“我们有选举，却没有共识；有自由，却没有互相尊重；有媒体，却没有互动理解，有了一切自由民主社会的形式要件，却丧失了互信和和谐。” Broder呼吁记者们要以“行动者主义者(activist)”自居，“身处世上最自由的报业，现在正是我们转变为行动主义者的时刻，我们并非是为了特定的政党或政治人物，而是要为了民主自治的过程而努力。”“公众有权听到候选人讨论民众所关心的议题，……而且，当这些议题被候选人讨论时，我们也应该忠实的报道。”
1988年的美国总统竞选，成为公共新闻运动的导火线。198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老布什与民主党的杜凯吉斯对垒。起初后者处在遥遥领先地位，但《华盛顿时报》全力支持老布什，造谣说后者有家族遗传精神病，由此将他彻底抹黑，造成美国选举史上前所未有的“U型大逆转”，老布什最终获胜，而美国也因此有了“负面竞选术”(Negative Campaign)一说。部分忧心忡忡的有识之士开始与学术界合作，公共新闻运动应运而生，并于1991年成型。当年，Kettering基金会与Syracuse大学对此组织了专题研讨。
二、学者的省思
Jay Rosen：在学术界，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Jay Rosen是早期领军人物之一。1993-1997年期间，他受Knight基金会的资助，在纽约大学内开展了“公共生活与新闻出版”课题(the Project on Public Life and the Press)。它以研讨会的形式，对美国记者的新闻经验进行案例研究，并于1999年将研究成果汇编成册——《记者的目标》(What Are Journalists For)。
他认为，以往的新闻，陷入了政治生活的堕落之中；它必须为让公众重新凝聚一心而做出改变。他呼吁媒体担当起更积极的角色，去加强公民的职责和权益保护，推动公共讨论和复兴公共生活。“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报道新闻，他们的工作还应该包含这些内容：致力于提高公众获得新闻信息基础之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新闻业是健康的公共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被公共生活包围着的人——记者，学者，政治家，市民，左派，右派，中立者……都应该认识到，如果市场取代了公众而成为现代社会中唯一的舞台，我们将全部沉沦。”
以他为核心的一部分学者还提倡正面的、有益的新闻，蔑视负面的、分裂性的新闻；将公众而不是将媒体作为议程的设置者；寻求普遍的团结；否定将新闻界看作第四权力或者政府的把关人。这些观点难免受到记者们的诸多抵触。
Philip Meyer：北卡罗莱纳大学(UNC-CH)新闻传播学院教授Philip Meyer也是旗手之一。在Knight基金会、Poynter媒体研究学会以及Pew公民新闻中心的资助下，Philip Meyer聚集起一批学者，带领自己的众多弟子，追随公共新闻运动，开展了为期10年之久的研究，获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1993年，Philip Meyer在《媒体革命：将议程设置还给人民》一文中，对公共新闻做了深入分析。此文成为公共新闻研究的开山之作之一。1995年，他的两位弟子Carol Dykers、John Bare对《Wichita Eagle》这份报纸做了深入研究。作为公共新闻的试点，身为传统媒体的《Wichita Eagle》却与传统模式大相径庭：Wichita的职员们与社区的联系更紧密，更乐于运用报纸的力量去为市民们解决一些日常琐碎的问题。通过对3家编辑部的调研，Bare梳理出Wichita内部基本的价值观。此外，1997年，自由论坛组织(Freedom Forum Fellows)学者Frank Fee，为ASNE(美国报纸编辑学会)“再结合”课题(Project Reconnect)撰写了有关《Raleigh News & Observer》编辑部与Garner社区关系的案例研究。
在案例研究以期探索公共新闻运作之路后，Meyer等人转向内容研究，以求归纳出公共新闻内容的判定标准。1996年，Ken Blake运用Meyer与Deborah Potter在佛罗里达初选中搜集的数据，探讨出依照内容来界定公共新闻的测量标准。他于199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探索基于市民的新闻学的操作性测量方法：一个导向性的研究》，为公共新闻的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础。
1997年开始，Meyer将研究重点转到记者价值观与职业操守方面。他与校友、孟菲斯大学David Arant博士按照Meyer于1982年为ASNE(美国报纸编辑学会)所做的报纸伦理研究再次进行实验。结果显示，报社职员认可公共新闻所具有的价值，但这没有相应地导致传统新闻价值观的衰退。这一研究成果有效地回应了批评者认为公共新闻导致记者专业素养能力下降一说。此外，在1998年8月AEJMC(新闻传播教育协会)会议上，Meyer指导的硕士生Andrea Verykoukis，应用计算机分析来找出公共新闻在报纸报道中有更“鼓舞人心”(inspirational)的语气，更频繁地采用了“美德”、“爱国主义”、“诚实”、“勇敢”以及“明智”等类似词汇。这一论点为公共新闻鼓手Buzz Merritt所持的观点“公共新闻是对在职记者一种基本性的文化转变”提供了佐证。
之后，Meyer又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公共新闻有效性方面。1998年6月，Edmund Lambeth、Meyer以及Esther Thorson编辑的《评估公共新闻》一书，由密苏里大学出版。Meyer撰写《如果它起作用，那么我们如何获悉？》(If It Works, How Will We Know?)一章，提出了界定与评估公共新闻有效性的方法。1998年，《哈佛国际新闻/政治期刊》发表了Meyer与Potter的文章《199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有关议题知识的选举前民意测验效果研究》。这篇文章认为，公共新闻记者所做出的假设之一——竞选投票排名分散了选民学习议题的注意力——可能是错误的。这篇论文指出，对候选人得票排名了如指掌的人们，对议题了解的也就越多。同年，北卡罗莱纳大学政治科学学者Marco R.Steenburgen与Timothy Vercellotti就公共新闻记者将何种内容发表以及市民了解与思考何种内容之间的关联，与Meyer、Potter在圣·路易斯AAPOR(美国舆论研究协会)会议上联合发表了《媒体信号与政治学习：传统新闻与市民新闻》一文。该文指出，避开竞选投票排名不谈、转而对竞选政治议题做更多详细报道的报纸，往往让低端读者群失去兴趣，最终得到一个看似荒谬的结果——这些人也就越加不看政治议题的报道。
Theodore L. Glasser：斯坦福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项目教授Theodore L. Glasser认为，公共新闻是一种每天都在进行中的新闻传播活动，它号召记者将受众视作公民，作为公共事件的潜在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牺牲者或旁观者；要帮助解决社会问题；要改善公众讨论的舆论环境，而不是冷眼旁观这种环境越变越坏；还要帮助公共生活走向更加和谐美好。“因此它(公共新闻运动)值得我们去关注。如果新闻记者能够找到一种途径来做到这些，他们将能够及时地重新树立社会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赖，重新建立与正在流失中的受众的联系，重新完善新闻报道者的职业理想……”
此外，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Herbert Gans，纽约州Ithaca的康奈尔大学传播学系教授Shirley A. White，全国公共广播(National Public Radio)巡查官Jeff Dvorkin，专事公民新闻研究的“Pew中心”执行总监Jan Schaffer以及Leonard Witt、Herbert Gans等学者和相关专业人士都对这一运动做了深入的学术探究。(未完。续文见相关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