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建中国媒体身份平衡状态
中国媒体处于身份危机，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急需调整。同时处于危机状态有时不一定是坏事。社会在发展，身份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破坏和重建的动态平衡过程。媒体的身份危机状态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让我们能够主动设计和重建统一和谐的媒体身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因为身份“不是给定的，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设计”。
1、准确定位。“当代认同是指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塑造成的、以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 。
就中国媒体来说，要想建立中国媒体完整和谐统一的身份特征，前提是必须确定中国媒体身份的自我认同中心。
如前所述，媒体全球市场主体认同偏向，不具有统率其它的媒体角色要求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媒体自我认同的中心应该首先回到民族国家也就是“中国”的主导立场上来。原因很简单，全球化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中的游戏规则是别人制定的，而中国实际上处于被动地位和守势，如果失去自己的立场，必然成为别人的附庸。因此，国家和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作为天然抵制场，在我们汇入全球化的潮流时，有利于保护我们的利益，减少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保持我们的特色，真正走向世界。
从媒体角度来看，发展中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弱势，即它们无力影响全球传播的议程，这一议程的设置和执行还将由世界上发达国家来承担。同时，连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媒体也注意在全球化中维持其国家中心意识。它们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并没有世界主义，我们跟上去世界一把，正中其下怀。
同时，也要建立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最广大民众卫士的主导地位。即“媒体的首要作用是确保一个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的健全”；“新闻学的核心原理是公正性。”这是基于中国最大的物质存在现实，那就是中国的占最大多数还是那些中底收入的大众，包括那些还挣扎在温饱边缘的社会底层人群。坚持这种自我定位，一是可以对政府实行一定的监督作用，防止他们成为政府某些宏大而并不合理政策的牺牲品，维持社会公正。二是可以防止全球化的一些虚幻和不切实际的标准成为我们的主导标准，导致我们落入“全球化的陷阱” 。三是以此来化解市场化无所顾忌的获利欲望。
2、融合“他”“我”。身份的构成涉及关于“他”“我”之间复杂关系，拉康指出“镜像阶段”在形成自我意识中的重要性,而自我意识恰恰是在“他者”的观照下形成的。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文化身份正是在一次又一次与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接触、碰撞、冲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爱德华·萨义德在提到自我身份的建构时指出,自我身份的建构总是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只有在对于自我相关的他者的重新阐释和重新创造而不是单向度占有之中,我们才可能成为充满风险的竞赛获胜者,才能够有希望弥合自我碎裂的身份,获得完整意义的生存。因此身份建构是和外部影响分不开的，任何身份的建构过程都是“我”中有“他”的。对于媒体来说，重建身份平衡的状态，就是是要以其存在的物质存在现实为自我的基础，努力吸收融合各种新的“他者”因素，构建一个身份整体。这个新的中国媒体的身份应该是，以中国最广大民众的代言人、社会正义和公正的维护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精神文化的引导者和创造者作为其核心的“自我”表征，充分整合和吸收全球化要求、市场主体和政府代言人等角色要求而构成的一个更加和谐、丰满与合理的身份整体，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
3、媒介教育与批评。从某种意义上看，身份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保持良性运转必要的观念性工具，对于媒体来说重要的是其身份是否符合当前的物质存在的现实，是否有利于健康精神文化的建构。因此要想建立一个和谐完整积极的中国媒体身份，有必要加强媒介素质教育。这分为几个方面。
一是媒体人才培养。媒体毕竟是由人来运作的，人才是媒体最重要的资源。通过教育，使“媒介人”建立关于自己和中国媒体的健康清醒的身份意识，认识到中国媒体的身份现实基础，并能够开放性的看待中国媒体的身份构成，肯定有助于一种正确的中国媒体身份的建立。
二是公众媒体教育。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公众的接受不仅仅取决于媒介的内容和形式本身的性质和结构，而且还取决于公众对媒体的认知，两者是互动的。由于媒体的固有的权威和优势地位，可能导致公众处于一种极其被动的处境，由此产生“无知的受众”、“儿童般的受众”。加强对公众的媒体教育，不但有利于公众了解媒体的特征，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更好更有效积极利用媒介，帮助自己成长、学习、工作和生活，成为主动的观众。对于媒体来说，更加主动和清醒的，具有一定的批判识别能力的观众将有助于媒体正向身份的建构。清醒的公众就不会落入媒体的快感陷阱，也不会甘心成为无名的沉默群体，他们会运用自己的媒体认识，进行自我陈述，表达自己的真实合理要求和声音，迫使媒体认清自己的身份根基所在。三是媒体批评。媒体批评既是媒体教育的一部分，也是媒介教育的结果。客观合理的媒介批判能够使公众建立一种清醒和批判接受意识，从而对媒体起到监督的作用。同时大量的批判的声音不应该看成是对于媒体的敌意攻击，应把它作为与媒体相对的“他者”力量，督促媒体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状况，切实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原载《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6年第1期
